我在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应过正规考试，但当教师却一次又一次应考，不过都是在我毫无准备甚至并未觉察下进行的。
我开始教书是教乡下小学。一间大殿是唯一的教室，初小四个年级全在里面上课。这要用所谓复式教学法，轮流上课。不上课的学生做作业。一个小时要教几门课。我在教课前由校长指点并代我计划安排，随后就去上课。我还没满十七岁，比高班学生大不了多少。好在农村孩子比较老实，不和老师捣乱，只是不安心做作业，在座位上有种种活动。一个照顾不周，就可能出现打闹。我没有表，心里不断计算时间，非常紧张，好歹把一堂课勉强照计划教下来了。下课后，校长笑嘻嘻对我说，可以，以后就这样教。我才知道，实际上我是考了一次怎么当教师。这是我从家庭到社会的第一课，过了从小学学生到小学教师的第一道关。怎么过来的，自己也不知道。
我教初中那年是二十一岁。教国文，没有课本，选文章教，也不都是我选的，许多是前任留下来的。有一次正在教课时进来一位中年人，站在门口几分钟就走了。我也没在意。下课后才知道那是县视学。他给我四个字的评语：不会教书。又过一些天，上课时进来了一位西装笔挺很神气的人物，由校长和教导主任陪着，在门口站了好半天才走。我下课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省视学大驾光临。他给我的评语是，还没听到过这样讲课的。这话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教导主任是我的朋友，对我说，“放心好了，他向我打听你是不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怎么来这里教书，可见是欣赏不是鄙薄。”果然后来这位上级在教育局的会上提到我，夸奖了几句，什么生动活泼有创造性云云。其实我教书是一样，不过是他们两人的评价标准大不相同就是了。一个要求依照固定模式。一个讲效率，可以不拘一格。我的价值也就随之改变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创造，只是不知道有教案等等规定而已。
后来我居然教大学了。出面介绍的是以后到美国当教授的陈世骧。那是抗战初期，他在湖南大学教英文，随学校搬到湘西。他先介绍我到一个中学教英文，包下从初中一到高中一的四个班的英文课，每周每班三小时，共十二小时。过不多久，大学迫切需要法文教员。他又推荐我，其实心里没有把握。我想是还有别的朋友在后面支持吧。大概学校因为实在找不到人，只好请我，仿佛有试聘来暂时应急之意。陈本来以为前任留下的课本是我帮助法国人邵可侣教授编的那本，哪知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国书，更加不放心了。我却一点不知道，平平安安一课一课教下来。以后有一次闲谈，他笑着说，“你上头一堂课，我在外面听了半天。”我无形中又应了一次考。恐怕暗中听我的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做中国话解释呢？连我也不信。然而这是事实。学生也没提意见。不过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且说来话长，就不口罗嗦了。总之，我由小学教到中学又教到大学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因缘凑巧，又怎么一次一次能通过考试。也许这就是所谓运气吧。
上面说的考官实际都不是主考。真正的裁判长是学生。他们有权决定要不要你当老师。不赶走你，心里不服，甚至当面不说而背后说难听的话，仍是不承认你是老师。小学、中学的不说，我教过的大学生中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后来有人表现在我之上。我只是在一个小小方面作了一点初步的开路工作，讲一些粗浅知识而已，说不上真是老师。
